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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炒股票 刘承司叛逃台湾后,所属部队的大小干部全部被免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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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张拍摄于1983年的照片,照片的拍摄地点位于台湾省的台北机场。照片中七名打扮得人模狗样的男人,个个都带着一副志得意满的丑恶嘴脸,正朝着人群恬不知耻的挥手,似乎十分得意。

照片中的七人从左至右分别是:孙天勤、吴荣根、高佑宗、李显斌、王学成、范园焱、刘承司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驾机从大陆叛逃到台湾的叛徒。台湾方面之所以要给他们拍摄这张合影,其目的不言而喻,无非是想宣传造势,宣扬他们所谓的“民主”,蛊惑更多的人步这七名叛徒的后尘罢了。

一、

照片中站在最右边的人名叫刘承司,叛逃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的一名飞行员,也第一个驾战斗机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叛徒。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,他叛逃的原因,居然只为了区区一块手表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形成了隔海对峙的局面。蒋介石一直梦想着能“反攻大陆”,一面对大陆沿海采取小规模武装袭扰,一面通过各种方式,对大陆进行宣传战。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了“空飘”、“海漂”等奇特的政治景观。

台湾施放的气球,携带最多的是国民党的旗帜和传单。传单内容多是宣传反共,还有的是宣扬国民党在台湾的建设“成就”和对大陆时局的评论。甚至还有一些有关“反攻大陆”内容的儿歌。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:“一二三,到台湾。台湾有个阿里山。阿里山上有神木,明年反攻回大陆。”

一开始因为台湾当局财力有限,空飘的气球较小。由于靠顺风作动力,空飘的距离也不远。随着经济的恢复,台当局空飘的气球越来越大。从这时起,台湾当局开始把日用品,如毛巾、肥皂、背心等搭载上气球,少数气球上甚至还绑上了一些人民币。

由于承载物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,巨型气球也就应运而生。这些有一层楼高的巨型气球升空以后,可以飘到很远的地方,有的甚至被外国人认为是“不明飞行物”。针对台湾当局的宣传战,大陆方面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,开展了各种反击台湾的政治攻势。厦门地区便曾组织了许多妇女一起糊风筝,一旦风向和风力合适,这些带有大陆方面宣传材料的风筝,便像大雁一样成群结队飞向金门岛。

为了让宣传品能准确散落下来,群众想出了一个好办法:在捆绑宣传品的绳子上扎一根蚊香,点燃后放飞风筝。当风筝飞到金门岛上空时,蚊香正好燃到了尽头,把绳子烧断,宣传品就掉落到地面。

“海漂”工具则是五花八门,有酒瓶、玻璃瓶、罐头盒等,只要是能漂在海上的器具,全都派上了用场。人们把写有上“蒋军官兵投诚起义立功受奖”、“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”、“台湾要回到祖国怀抱”等传单塞进海漂器具中,用蜡封口,在离金门几百米的海面将它们抛下大海,第二天一早,潮汐便把这些无声的“炸弹”推到了金门的沙滩上。

客观地说,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这种宣传攻势,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。所以蒋介石便把目光对准了在抗美援朝中被俘的志愿军。他们一面向美国人要求将志愿军战俘遣送到台湾,一边派了数百名特工,乔装混入战俘营,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战俘投向台湾。

1954年1月,第一批志愿军战俘被美国军舰送到台湾后,国民党政府将这一天称为“一二三自由日”, 以“纪念从大陆被解救出来的同胞”,并给这些被迫来到台湾的人安上了所谓的“反共义士”头衔。

二、

在两岸宣传战激烈的那个年代,台湾方面可以说是不惜血本,想拉拢更多的人叛逃到台湾,给日落西山的国民党政权打上一针强心针。尤其是对于解放军的空军飞行员,更是开出了千两黄金的高额赏金。

在台湾方面的重金诱惑下,解放军空军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别败类。1960年1月12曰,解放军飞行员王文炳便驾驶着一架当时先进的米格-15型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,准备叛逃台湾。但这个叛徒的下场并不好,由于对地形不熟,飞到台湾省宜兰县上空时,飞机油料用尽,在迫降过程中机毁人亡。

两年后的1962年3月3日,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,驾驶1架米格-15战斗机,从浙江路桥起飞,成功叛逃到了台湾。他的这次叛逃,也让海军航空兵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彻底整顿,从司令到师长都被降职或免职,其所在大队和中队领导甚至被送上了军事法庭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刘承司是湖南人,生于1937年,毕业于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校东北航校,叛逃前是海军航空兵6师的一名少尉飞行员。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,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年轻飞行员,刘承司无疑有着美好的未来。但由于性格上的缺陷,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1961年,为了能让飞行员更好地执行任务,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决定给每一位飞行员配发一块手表。

手表在今天的人看来不算什么,可在那个时候绝对属于奢侈品。能戴上手表,是身份的象征,更是一种荣耀。刘承司当时正在追求一位地方上的姑娘,于是特别盼望能戴上手表,好在姑娘面前显摆一下,给自己加加印象分。

当时我国的工业还不是特别发达,因此手表都是按计划实行供给制,即便是部队也不例外。因此部队也没有一次性拿到订购的手表数量,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手表,其中就包括刘承司。

这本来是件小事,没有拿到手表的也不只有刘承司一个人。其他飞行员也都理解,再说部队答应最多两个月,第二批手表就能到货,到时每一位飞行员都能拿到。

但刘承司却非常气愤,感觉丢了面子。据说他是在那位地方上的姑娘面前夸下了海口,说自己马上就能拥有一块崭新的手表,但第一批手表却没有他的份,因此感觉在姑娘面前丢了面子,因而产生了一肚子的怨气。在找到中队和大队领导吵了几次后,刘承司上街买了一只小闹钟,在一次上机执行任务时,故意将闹钟挂在脖子上,以发泄心中的怨气。刚好这一幕被领导看到了,为了避免情绪极端的刘承司闹出什么事来,于是立即让其停飞,并要刘承司写一份检讨,进行深刻反省。

一开始刘承司不肯写,还和领导吵了起来。领导严肃地批评了刘承司,并表示只要刘承司一天不写检讨,就一天不让他上机。

三、

接下来的几天,刘承司一直把自己关在宿舍里,拒绝和任何人交流。后来据他自己说,那几天里,心情烦燥的他天天抱着收音机听,企图用这种方式解除心中的郁闷。

这天晚上,刘承司无意中在广播中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女声,立即被其吸引。

后来刘承司才知道,这个女声的主人名叫陈孟华,是当时台湾“自由中国之声”电台的播音员。

在当时那个年代,广播是国民党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。“自由中国之声”电台就担负着对大陆宣传的重要政治任务。它们的播报员均受过正规训练,发音字正腔圆,广播的内容包罗万象,从时事讲评、宣读国民党当局的文告、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,内容全都是攻击共产党和美化国民党的。

每天晚上,陈孟华都会在“自由中国之声”电台里鼓动解放军尤其是空军“投奔光明、自由的世界”,并在广播中许诺如果能够驾机飞到台湾,将会给予千两黄金的巨额赏赐,台湾方面还会为这样的“反共义士”匹配年青漂亮的美女为妻。

听了几天的广播后,刘承司的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:想办法驾机叛逃到台湾去!

第二天一早,刘承司便带着一份检讨书来到大队,向大队领导承认了错误,同时表示自己想复飞的愿望。大队领导见他检讨写得很深刻,考虑到刘承司的飞行技术比较优秀,也没有为难他,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1962年3月3日,大队命令刘承司驾驶一架米格-15战斗机进行绕场飞行训练。谁也没想到,刘承司驾机升空后,便一路向台湾方向飞了过去,于当天中午降落在台湾省的桃园机场,完成了他的叛逃计划。由于是仓促叛逃的,刘承司飞到桃园机场时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:当时国民党空军4104号教练机正在桃园机场进行飞行训练,按照训练计划,这次训练到中午便可以结束,所以这架教练机的油箱里并没有加多少油。

到了中午时分,这架训练机正准备降落时,机场塔台却突然发现从大陆方向飞过来一架米格战斗机!于是塔台立即拉起警报进入战备状态,一边命令停在机场的几架战机也立即升空拦截,一边紧急关闭机场。这也导致4104号教练机无法降落,只得在机场上空绕圈。

半个多小时后,台湾方面这才弄清了这架米格的来意,随后解除了警报。可那架倒霉的教练机由于绕了半个多小时的圈子,用光了油箱里的燃料,无法正常降落。机上的两名飞行员只得硬着头皮迫降,结果迫降失败,两人双双身亡。

死去的这两位飞行员中,有一位名叫李叔元的,是国民党空军树立的所谓“战斗英雄”。此人在1958年9月曾以AIM-9空对空导弹击落过我军一架飞机,成为世界空战史上首位用空空导弹击落战斗机的飞行员。刘承司叛逃间接造成了李叔元的毙命,从而也间接为我军牺牲的飞行员王自重烈士报了仇。

四、

刘承司叛逃事件,是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首次飞行员叛逃成功的事件,这一事件也惊动了中央。这次事件后,海航展开了大整顿,从东航司令到大队、中队领导均被撤职或法办,6师师长由于此时在外学习未被撤职,但仍由大校降为上校。不久后,空6师的驻防地也从路桥调至上海,不再担负东海的海防战备任务,部队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

作为第一位成功叛逃到台湾省的解放军飞行员,国民党对刘承司的到来如获至宝。当天下午,台湾国民党宣传部门便迫不及待地开足马力,在所有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说:“共军一名飞行员驾机投诚”,恨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

叛逃台湾后,刘承司一下子成了香饽饽,不仅受到台“国防部长”蒋经国、台"空军司令"徐焕升等人的接见,还赏给他黄金一千两,又特意安排“自由中国之声”播音员陈孟华陪他参观了台北、基隆等地,连陈孟华也被授予了“空中玫瑰“的荣誉称号。

之后,台湾“军情局”局长叶翔之又亲自在台北著名的园山大饭店设宴,为刘承司接风洗尘,祝他成功投奔“自由世界”,重获“新生”。

席间,叶翔之问起刘承司有什么要求,刘承司提出他很喜欢陈孟华,希望叶翔之能帮忙促成此事。对于刘承司的这个要求,叶翔之给予了拒绝,反手就将当天在席上陪酒的一名名叫蔡健美的女人介绍给了刘承司。

刘承司见蔡健美虽然没有陈孟华漂亮,但举手投足间风骚十足,别有一番风味,于是忙不迭地点头答应,并表示从今以后,一定会对国民党死心塌地地效忠。

刘承司并不知道,这位蔡健美其实是台湾“军情局”的一名女特务,叶翔之将蔡健美介绍给刘承司,明显是想监视刘承司的一举一动。

不久后,刘承司与蔡健美便在台北空军新生社高调地举行了婚礼。国民党“空军总司令”徐焕升作为证婚人亲自出席,刘承司感动不已,在向证婚人鞠躬时,就差跪下来谢恩了。

五、

如果刘承司知道这个蔡健美的真面目,他肯定不会如此得意。这个蔡健美不仅是个特务,而且私生活十分混乱,也不知道上过多少男人的床,打过多少胎,甚至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在与刘承司结婚后,蔡健美一直不能给刘承司生下一儿半女,在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中,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水火不容。

蔡健美之所以答应嫁给刘承司,很大一个原因是她当时欠了不少赌债,急需钱来还债。而刘承司的手上,刚好有国民党奖励给他的一千两黄金。

两人结婚后,蔡健美很快控制了家里的财政大权,连刘承司的薪水也归其支配,否则就和刘承司大吵大闹。由于蔡健美是台湾本地人,家族在台湾有一定势力,孤身一人的刘承司稍有反抗,蔡健美的娘家人便会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威胁刘承司,刘承司只能让步。

刘承司叛逃后,台湾方面给了他一个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的虚职,从来也不肯给予他真正的权力。这也是所有叛徒共同的命运,因为没有人会真正信任一个叛徒,就连刘承司的“前辈”张国焘也不能例外。

在空军电台,很多下属也看不起刘承司,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。这一点也不奇怪,谁又会喜欢一个贪慕虚荣的叛徒呢?

结婚几年后,刘承司发现蔡健美居然背着自己红杏出墙,给自己戴了顶大大的绿帽子。但由于那个男人有权有势,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吞,与蔡健美过起了分居的生活。

新世纪初,刘承司在退休后,患上了帕金森症。由于无儿无女,蔡健美也不愿意照顾他,所以他只能住进一家养老院,在里面苟延残喘。

2017年,刘承司死在了那家养老院,终年八十岁。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,也没有一个朋友。蔡健美甚至连他的葬礼也不愿意出席,最后只能由养老院出面将刘承司用一口薄皮棺材一装,埋在了一个公墓之中。

刘承司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:背叛者永远没有好下场。他的一生配资炒股票,足以让某些人引以为戒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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